81年江苏农妇捡到红色印章上交国家
日本人惊呼：百年难题解开了
掌握实施 2024-12-06 16:38 湖北
引言1981年2月4日，春寒料峭，西北风裹挟带来的寒气仿佛能将骨头浸透。像往常一样，江苏省邗江县甘泉公社老山大队女社员陶秀华和公社其他社员在工地上修路。眼看着时间快不早了，陶秀华正准备在路边歇一歇，突然发现泥土路边有一个小东西闪闪发光，看起来又黄又亮，陶秀华心想着：哇，难道自己能有这么好的运气吗，自己能捡到金子吗！陶秀华见状，赶紧把这个东西捡起来装进兜儿里。结束劳动后，她坐在渠边把这个小东西上面的泥土洗了洗，才看清楚这个东西原来是一枚印章，上面还写着几个大字。由于陶秀华文化程度不高，也没能认全上面的字，便带着印章和丈夫商量。巧合的是，陶秀华的丈夫曾经在考古队当过民工。以他的直觉来看，这些东西非比寻常，很可能是文物，应该赶紧上交国家。正当夫妻二人准备将这个金块上交国家时，发现他们不能出屋了。原来，当地村民们得知陶秀华捡到一块黄金，直接一股脑围到他们家门口，把他们家围了个水泄不通。最终，他们不得已只能报警。警察闻讯后，直接动用了警车，将夫妻两人送到南京博物院。博物院专家对这枚印章仔细鉴定后，再也无法抑制住自己激动地心情，高兴地说道：“这枚小印章是个大宝贝！”01 农妇捡到一枚金块，竟是古代王玺原来，这枚纯金印章上刻着的字是篆书，写着“广陵王玺”四个字。陶秀华虽然不知这枚印章的意义多大，但还是直接将这枚金印上交给国家。到这里，也许有人会好奇：为什么陶秀华会在修公路的工地上捡到印章呢？20世纪70年代，南京市博物馆组织考古队在扬州市邗江区甘泉山一带进行抢救性发掘，重点发掘了一号墓和二号墓。两座墓的规模很大，挖出了大量釉陶器、灰陶器和青铜器，甚至还发现了地中海沿岸的舶来品玻璃器。甘泉考古队发掘了甘泉一座二号汉墓。甘泉二号墓位于邗江县甘泉镇北面，封土堆直径达60米，高13米，全部是夯筑建成，宏大的砖砌墓室位于这封土堆ZY。此外，墓室正中有三堵短墙，平面呈近方形。整个墓室分为两个棺室，一个前室和东北西三侧回廊，南边还有一条短甬道，墓门高四米高，券顶高六米高，看起来非常巍峨壮观。在发掘过程中，考古队发现这座古墓已经被盗，挖掘手法相当粗暴。等到考古队发现该墓时，里边堆满了碎砖破瓦，便对墓室的扰土进行了清理。扰土运出墓室外，便直接作为废弃土直接堆放在考古工地周围。因此到了第二年，社员们来这里修路，铺路的陶秀华便意外在这里捡到了这件遗落的金印。而农妇陶秀华捡到“广陵王玺”的消息一经传出，立刻引起我国文物考古界的浓厚兴趣和普遍重视。经专家鉴定后，这枚王印乃是由高纯度黄金浇筑而成，制作精良，光灿如新。印台上伏着一只高约2厘米的乌龟，小龟上面还錾着圈形鱼子纹和六角形龟背纹。专家用精密的额量具仔细测量后，测出这枚“广陵王印”的印年宽约2.375厘米。长约2.372厘米，台高0.945厘米，通钮高1.121厘米，重约122.87克。但凡是见过这枚金印的专家，无不都在赞叹：这枚只有一百多克的金印，在中华文明史上能有如此重要的价值！经过专家考证，这枚印章的主人，是汉光武帝刘秀的第九个儿子，山阳王刘荆。02 金印主人刘荆作死的一生其实，早在几年前专家对甘泉山二号墓葬中的随葬品清理后，发现其中的铜雁足灯篆有“山阳邸铜燕足长蹬建武二十八年比十二”的铭文。据此，专家推测墓葬所处的时代为东汉早期。又考虑到光武帝的九子刘荆受封广陵王之前，曾经还被封为山阳王。因此，考古专家便初步推测二号墓的主人是东汉广陵王刘荆的墓葬。据《后汉书》等史书记载，东汉光武帝刘秀之子刘荆于建武十七年（公元41年）被封为山阳王，明帝永平元年（公元58年）又将徙封为广陵王。一年之后，陶秀华偶然发现广陵王的玉玺金印，无疑是更加确定了墓主人身份就是刘荆无疑。历史上的刘荆是什么人，最后下场如何呢？光武帝刘秀废了郭圣通的后位，扶持阴丽华为皇后，刘荆从庶子一跃成为嫡子。但刘荆成为嫡子后，他上面还有长兄刘庄和哥哥刘苍，他与皇帝的宝座便无缘了。不过，身为嫡亲皇族，刘荆被封为山阳王，成为一方诸侯。汉朝的诸侯地位很高，吃穿不愁，有享不尽的荣华富贵。按理来说，只要他不犯错，日子过得还是很滋润。可即便如此，不知足的刘荆也对皇位宝座有了觊觎之心。当刘荆的哥哥刘庄继承帝位后，刘荆便以舅父大鸿胪郭况的名义给刘疆寄去一封信，大意是规劝其跟着自己起兵造反。刘疆是原来的太子，郭圣通的儿子。自从郭圣通失宠被废后，他被迫主动让贤，也顺利躲过了一劫。收到刘荆的这封信，明智的刘疆自然不会轻易中计。他很清楚，如果自己跟着刘荆造反，自己不会有什么好处，直接把信件交给了朝廷。汉明帝刘庄还是在意手足之情，并没有过分追究弟弟刘荆的罪过，只是加强了对他的监视。按理来说，他到这里就应该及时收手了，但刘荆依旧死心不改。永平十年，羌族人造反。刘荆觉得这是个好机会，便找了一位星象术士帮自己筹划，帮自己造反。很快，汉明帝就知道了弟弟意图谋反的事情。这次，他不再心慈手软，直接先发制人将刘荆改封为广陵王封地，将其迁到今天的扬州。可刘荆依旧死心不改，继续寻找能人异士帮自己相面，直言不讳地问：“我长得和先帝很像，他三十岁登记。今年我也三十岁了，是不是也该登基了。”这位相士转身便向当地官员汇报了此事，汉明帝得知刘荆死心不改，只是裁撤了他的身边的随从和卫队，刘荆免逃一死。都说是事不过三，到这里刘荆应该及时收手了。可刘荆依旧不死心，暗地里安排巫师诅咒亲哥哥汉明帝。要知道，汉朝最容忍不了的就是巫蛊之术。刘荆这么做，无疑是自寻死路。朝臣得知此事，纷纷向汉明帝上书，要求诛杀他这个乱臣贼子。听到这个消息，刘荆直接畏罪自杀了。而汉明帝也很够意思，依然以诸侯王的礼仪将其下葬。03 金印的发现，为何会引发日本震动历史上的刘荆奸诈狡猾，但他死后留下的金印在时隔1900年之后还是重见天日了。而这枚金印不仅证实了他的身份，还是当时中国内地出土的首枚汉代王玺金印，填补了考古历史上的空白。专家们在按捺住心中的激动之情后，立即和扬州市政府、文化局等相关部门取得联系，给予了他们在当时看来价值不菲的400元现金。对于自己的行为，夫妻俩觉得只是幸运，非常愉快地将这枚广陵王玉玺金印捐给了国家。事情到这里，很多人以为故事已经结束。但广陵王玺出土的消息传到日本，引发了极大的震动，甚至反响远比在中国还大。许多人惊呼道：“有了这枚金印，原来的一件谜案就可以解开了！”而这个谜案又从何说起呢？虽然汉代金印确实罕见，但也并非是孤品。仅仅在中国解放后就发现过几次，其中主要有1955年山西阳平关出土的“朔宁王太后玺”；1962年出土的西汉“石洛侯只印”等，这些金印均有重要研究价值。为什么只有“广陵王玺”在日本学界引发巨大反响呢？事情，还要追溯到1978年2月23日。当天，一个名叫甚兵卫的农民在日本福冈东郊志贺岛上干农活时，发现了一枚方形金印。他仔细观察这这枚金印，只见上面缀着蛇钮，印上还刻着“汉委奴国王”五个字。而这枚金印的发现，也引起了日本学者的注意。在《后汉书.东夷传》中也有史料记载：“建武中原二年（57）倭奴国奉贡朝贺......光武帝赐予印绶。”日本学者还认为：根据中国史料相关记载，汉朝分封周边国家使用的都是金印，而且很有讲究。北边的诸侯王用羊钮，南面的诸侯王用蛇钮，西北的用骆钮，都和当地的物产息息相关，而汉朝内部刘姓诸侯王的用的则是龟钮。因此，日本学者猜测甚兵卫捡到的这枚金印。很可能是古代倭奴国觐见汉朝君主时，光武帝刘秀赐予他们的印绶。而金印上写的“委奴国”，指的就是日本历史上的倭奴国。而这枚金印出土，无疑在中日交往史上有重要意义，是中日两国最早交往的证据。当年，日本学者便发表了《汉倭奴国王金印考》。此后的数百年以来，许多学者也先后发表了考证这枚金印的论文。而我国最早见到这枚“汉奴国王”金印的人是清末学者黄遵宪。光绪三年（1877年），他来到日本出访时曾见到这枚金印。之后，他还特地写了一首诗纪念：“博物千间广厦开，纵观如同宝山回。摩挲铜狄惊奇事，亲见委奴汉印来。”在这首诗的附记中，黄遵宪还写道：“考《后汉书》，建武中原二年倭奴国奉贡朝贺......光武帝赐予印绶，盖此物也。”1954年，日本将这枚金印定为“国宝”，中日邦交正常化后，又将金印发现地定名为金印公园作为纪念。04 金印的发现，解开了萦绕几百年的难题可日本学界对于这一说法也有异议，他们认为这可能是倭奴国私自铸造的，并非汉朝光武帝所赐。更有甚者，有人认为这枚金印是假的，根本是甚兵卫和一些学者合伙编造的一出骗局。关于“汉奴国王金印”为“私印”一说，质疑的原因主要有三点：一是印文中出现“国”字，汉印中没有先例可寻；二是印文末尾缺少“印”或“章”的字样；三是按汉制金印应该是龟钮而非蛇钮。这样一来，这枚金印的发现便让金印的身价大受影响。因为一直没有关键证据，人们在数百年来一直对此事争论不休长达200多年。一直到广陵王玺的出现，才印证了“汉委奴国王”金印确实是汉光武帝所赐的这一说法。1966年，日本九州大学教授曾对这枚金印进行过一次精密的测量，测量数据长2.341厘米，宽的2.354厘米，台高为0.874—0.906厘米，重量为108.729克。从两枚金印的重量、尺寸、雕法、尺寸、字体来看，几乎没有什么的差别，全都是出自光武帝时期的印章，甚至还有学者认为，这两枚金印完全是出自同一个工匠之手。只不过由于被赐予了不同的人，才会流落各地。按照通俗说法，“委”和“倭”这两个字在古代通用。在遥远的多年前，一定是倭奴某个小使节跋山涉水，不远万里来到中国，并向朝廷进贡。而中国自古以来对于前来进贡的国家自然是来者不拒，还赏赐了这枚紫授金印。当时的汉朝已经处于封建社会，日本却还处于原始社会晚期，没有文字。虽然他们这时已经从朝鲜半岛引进了水稻种植技术，但还是用石器工具种地，九州岛上几百个部落互相争霸。汉朝对于他们而言，是令人敬畏的“天朝上国”。而倭奴能得到汉朝授予的金印，相当于得到汉朝的支持和承认。凭借这枚“委奴国王”金印，倭奴便可以随便号令其他部落，以便实现统一。1981年4月上旬，以加藤巳一郎社长为首的日本“中日新闻友好访华团”来到中国访问时，也来到南京博物院参观。当这些人亲眼见到新出土的这枚广陵王金印，不由得惊叹道：“真是了不起，真是一个惊人的发现！”同年6月27日，日本《朝日新闻》《中日新闻》《北陆新闻》等各大报纸头条上纷纷刊载了发现“广陵王玺”的消息，同时还配了大幅彩色照片。文章标题上，还出现了“伟大的发现”“解决古史之谜之光”等词语，甚至不惜以通篇篇幅报道这一重大发现。《后汉书》是南朝刘宋时期的史学家范晔所著，成书时间比陈寿的《三国志》还要晚200年。因此，人们对《后汉书》关于东汉初期倭奴国的记载完全是确信的。既然“汉委奴国王”印已经被确认是汉光武帝赐予之物，那《后汉书》中关于建武年间光武帝赐予印绶的说法便得到证实，延续了几百年的历史谜底终于揭开，也为中日交往历史上增添了一段佳话。（编辑：盐城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市美术家协会、市教育学会、《盐阜大众报》黄海潮文艺版会员滨海港经济区退休老者 罗会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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